白马驮经与玄奘西行
公元67年，天竺高僧迦叶摩腾、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，译经著说，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翻译。白马驮经，玄奘西行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。中国大航海家郑和七次远航、六抵印度，带往了中国的友邦之谊。印度歌舞、天文、历算、文学、建筑、制糖技巧等传进中国，中国造纸、蚕丝、瓷器、茶叶、音乐等传进印度，成为两国国民自古以来互联互通、互学互鉴的历史佐证。
——《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——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》（2014年9月18日）
一个多星期前，印度总理莫迪先生访问了我的故乡陕西省，我在西安同他一道追溯了中印古代文化交换的历史。隋唐时代，西安也是中日友爱往来的重要门户，当年很多来自日本的使节、留学生、僧人在那里学习和生活。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阿倍仲麻吕，同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、王维结下深厚友谊，留下了一段动人佳话。
——《在中日友爱交换大会上的讲话》（2015年5月23日）
延伸浏览
佛兴西方，法流东国。东汉时代，汉明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域，西行求法。使者一路向西，达到大月氏（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），碰到在此流传佛法的天竺高僧迦叶摩腾、竺法兰，邀请他们进汉传法。公元67年，高僧随使者一起用白马将经书驮回洛阳，历史上因此称之为“白马驮经”。汉明帝还专门在洛阳城建造了一座白马寺，两位高僧便是在此译出了著名的四十二章经。南北朝时的佛教典籍《洛阳伽蓝记》称：“白马寺，汉明帝所立也，佛进中国之始。”
与白马驮经相比，玄奘西行的著名度或许更高。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之一《西游记》，就是以玄奘取经为蓝本创作的。据文献记载，唐代时，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，向西经西域，历经艰险，达到印度。在印度学成之后，玄奘携带经书回到长安，先后在大慈恩寺、弘福寺、西明寺等处翻译佛经。玄奘拒尽了唐太宗让其还俗任相、辅佐朝政的请求，“专务翻译，无弃寸阴”。因其所根据的印度梵本后来散佚较多，玄奘的译本也被视为“第二梵本”“准梵本”。除了译经，玄奘还把他在印度的经历用文字记载了下来，写成《大唐西域记》。这部书生动地记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，成为研究中西交通、佛教历史的重要文献。更值得一说的是，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玄奘还把老子的《道德经》翻译成梵文，传进印度。
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。他在开元年间参加科举测验，高中进士。阿倍仲麻吕不仅学识广博、才干过人，还情绪丰富、性格豪放，是一位天才诗人，与诗人李白、王维等相交甚深。他在回国之前曾写下《衔命还国作》一诗，赠答友人。后来此诗还被收录在宋人编辑的优良诗文集《文苑英华》里，也是里面收录的唯逐一个外国人的作品。王维更是提笔写下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》，以“别离方异域，音信若为通”，表达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。
历史上那一个个互联互通、互学互鉴的故事，也正是沟通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座座桥梁。习近平讲述白马驮经、玄奘西行、阿倍仲麻吕与中国唐代大诗人结下深厚友谊等故事，目标正是要阐明，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割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接洽。
对于邻国，习近平有一个精辟的说法：邻居是搬不走的，人可以择邻而居，但国家是搬不走的，所以只有一个选择——和睦邻邦。中国与周边邻国，古有往来互鉴之情，近有患难与共之交，现有共同复兴之业，地缘相邻、文化相近、历史相亲，睦邻友爱是最佳的选择。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，中国将“诚恳诚意同邻居相处，一心一意共谋发展，携手把合作的蛋糕做大，共享发展成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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